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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本原 - 段修斌首頁
再探中西方文明的異同與同化
201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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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新華網》2019-11-02日報道,《習近平致信祝賀甲骨文發現和研究120周年》,【在賀信中指出,殷墟甲骨文的重大發現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甲骨文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是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值得倍加珍視、更好傳承發展】。

    甲骨文研究意義重大,據資料記載,【舞陽賈湖地區真是我們的寶地,它還捧出了契刻文字,正是殷商甲骨文的前身,將中國文明史上推至距今7000至8000年(也有說9000年),真是功德無量。】由此看出,中共對中華文明與人類文明發展史的研究極為重視,并鼓勵我國考古學界深入挖掘其“根脈”,力爭運用我們自己的史料詮釋我們自己的文明,從而延伸到人類文明發展史,因其中貫穿著“由個別到一般”的內在聯系,也貫穿著中華文明與馬恩人類進化論的內在聯系。根據目前掌握的史料,“中華文明5000年”之說將上推至7000至8000年甚至9000年,這對于顛覆西方對我們中華文明的指手畫腳意向明顯,也能反映出我國領導人的雄心大略。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華文明是與人類文明聯系在一起的,它屬于一個綜合性概念,其含義很廣(包括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并且包含著其根文化、信仰或意識形態。在歷史的長河中,中華文明的代表“黃河文明”曾統合并同化了許多不同文明與文化,而在目前所經歷的世界大變局之中,它又該怎樣激濁揚清,本文繼續談點看法供大家參考。

    一、中西方“文明”概念的比對

    引言中提到,習近平對“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研究極為重視,因為它們是一體的。而要想研究“一般”,就要先研究好“個別”,所以對中華文明的研究,其意義絕不僅限于我們中國,而是與人類的整部文明發展史聯系在一起。

    然而對于“文明”概念則存在著中西方理解與闡釋的不同,其對于人類整部文明發展史的研究形成了障礙,它首先需要激濁揚清,在此我們就對這一問題再進行一下比較,先看一下中華文明所形成的歷史史實。

    (一)回顧中華文明形成的歷史史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在世界文明大變局的重要歷史關頭,我們回顧一下中華文明形成的歷史,會對其進一步發展提供有益的參考。

    1、“黃河文明”資料介紹。黃河文明屬于中華文明的代表,它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對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請看資料介紹:

    黃河文明(百度百科):黃河文明的形成期大體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間,前后經歷了兩千年之久。黃河文明的發展期是它的升華階段。從時代來說主要是夏、商、周三代。這時的黃河文明主要凝聚在黃河中下游的大中原地區,以今天的河南省為核心,大中原地區文化即中原文化是黃河文明的中心。

    在這一時期,神州大地出現了許多地區性文明,如在長江流域有成都平原文明、江漢文明、太湖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學文化有大溪文化、屈家嶺、石家河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等。在黃河流域有甘青文明、中原文明、海岱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學文化有仰韶文化、中原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馬家窯文化等。在東北有燕山地區文明,其代表性的考古學文化主要是紅山文化。

    各個地區性文明都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學術界都給以高度評價,但是到后來有的文明中斷了,有的文明走向低谷,只有黃河文明恰如中流砥柱,朝氣蓬勃,吸納、融合了各地區文明精華,向更高層次發展。

    (后來)在(黃河文明核心區)河洛文化周圍出現了巴蜀、吳越文化、楚文化、燕趙文化和齊魯文化等,通過交流、吸納、融合,給河洛文化注入了活力,在歷史的舞臺上顯得更加活躍。

    2、我國史學反映出現代漢語的西化現象。通過以上資料介紹基本能夠反映出,在我國的實際運用中,“文明”屬于大概念,具有著某種原始性,而“文化”則屬于從屬概念,具有著某種文明演化的地域性和時代性,這說明我國史學界對這兩個概念的運用還是清楚的,但它卻與我們網絡詞條和詞典中那種【文明“同文化”】釋義存在著區別。

    由此說明,我國那些史學老專家們畢竟還有些中華文化老底子,對“文明與文化”概念在運用中能夠掌握其一定的區別,但在現代漢語中,我們的詞典和網絡詞條卻存在著嚴重的西化現象,致使這兩個概念的闡釋與運用存在著混亂。非但如此,我們的詞典中還將“文明”定義為“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有文化的狀態”(這事實上就是按照西方的英語釋義翻譯過來的),將“文化”作為“文明”的基礎,出現了本末倒置,這就更加西化得離譜了,其在中華文化的普及中“誤人子弟”效應會更加嚴重。這一現象很能說明我國現代文化的西化傾向,其很值得學界引起警覺。

    3、研究中華文明需要與馬恩人類進化論相統一。正如資料介紹所言,黃河文明曾“吸納、融合了各地區文明精華,向更高層次發展。”這說明,我國境內原來曾存在著多種“文明”與“文化”,黃河文明是在諸多“文明”與“文化”的交流互鑒并同化中逐步形成而統一的,其本身就屬于集多種“文明與文化”于一身的一種文明。再加之后來的一些外族文化入侵并對它們的同化,說明黃河文明具有著超強的同化力。

    以上對于中華文明(黃河文明)的追究都是有據可查的史料,比如甲骨文研究,它證實我國發明文字早于西方,按照西方對“文明”的定義,說明我們的中華文明更加歷史悠久,燦爛輝煌。但人類的整部歷史并不都是可見的,比如人類誕生之初的歷史就很難留下可供查考的史料(有些洞穴考古發現也只是片段),其如同給一個中年人照相也難以照出其幼年、少年和青年時期一樣,所以,以上這種考究只能作為驗證人類文明演化的一段段“影像”或顯像資料,其屬于一種文明演化的證據,并不應該屬于文明的結論。而對于人類文明的起源,恩格斯早已給出了結論,那就是人類起源于勞動,并且這一結論確鑿無疑,不容置辯。所以,我們還是應該以恩格斯的人類起源論為準。

    根據恩格斯的人類起源論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運用我們的中華系統論基本結構和思維,由此便形成了人類進化論,只有它才能夠將以上的各種片段串聯起來并統一為一個整體。由此說明,人類的整部歷史屬于勞動的歷史,屬于其改造自然和改造自身(社會)的一部歷史,由此而形成了人類文明不斷進化的歷史主線,從而為歷史學和人類文明發展史的研究翻開了新的一頁。

    (二)西方傳教士所寫《中國上古史》值得追究

    對于西方所定義的一些概念,比如“宇宙”、“世界”、“文明”、“文化”、“哲學”、“理論”等,前文曾對此進行過辨析,它屬于照相機鏡頭式的理論和思維,而深究這一問題,這些概念都與其宗教神學存在著難以割舍的歷史淵源。

    1、西方的思維定式。正如前文一步步探究中所證實的那樣,我們中華思維屬于順序運動思維(0→歷史→現在),而西方則習慣于逆序運動思維(由現在→歷史),同時這兩種思維也都存在著另一種共同的規律,即都是“由上而下”,如西方的“上帝”在上,而世界在下;其“哲學”在上,而物質科學在下,由此就為中西方思維的甄別提供了進一步的參考資料,并可以對它們進行更系統性概括:1)中華思維:先由前而后,再由上而下,2)西方思維:先由上而下,再由后而前(逆序思維)。

    這一概括也為自己長期以來的一種疑惑給予了釋解(曾征求過一些宗教學者的意見,但沒能答復),即為什么中國的神佛居于宇宙之內(如“天爺爺地奶奶”),而西方的上帝則居于宇宙之先和宇宙之上。根據“前后上下”的思維順序不同,這一疑惑就大白于天下了,比如西方,它是“先上下再后前”(注:其“后前”并非筆誤,而是代表其逆序思維),“上下”才屬于它們思維最為基礎的內核,這成為了它們的一種思維定式。其事物的“前后”運動發展可以“否定之否定”,但其“上下”關系卻始終不能“否定之否定”(這種頑固性在其宗教神學和哲學思維中都難以克服),所以其思維始終難以擺脫其“上帝”的糾纏,其哲學與現實世界的“上下”關系也難以改變并始終以“皮影戲”形式出現,這就進一步找到原因了。通過這一追究與概括,西方思維的確很熱鬧!

    西方這一思維定式,除反映在以上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與闡釋中外,其在對我們“中華文明”的指手畫腳中也體現了出來,即先由宗教傳教士畫個“可見的”圈,然后其哲學與科學就在這個“可見”圈中予以“思維與存在”,請看以下事例。

    2、“中華文明5000年”之說的考證。現在,我國學界普遍接受的說法是“中華文明5000年”,并且以此展開探討與論述,自己在沒有查證之前也曾這樣認為,曾感覺5000年就夠久遠了,并且還一直延續不斷而屬于世界唯一幸存的古老文明,這就很值得我們驕傲與自豪了。然而偶然發現,這一概念居然出自西方傳教士之口,屬于西方視角和思維的產物,心里總覺得有些不對味,于是便順手查考了一下。

    據資料介紹,我們的【中華5000年歷史既不是考古學家研究的結果,也不是中國人自己吹的,而是西方來中國的傳教士最早提出來的。…曾經意大利人衛匡國(1614-1661)寫過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做《中國上古史》,這是第一次向歐洲人介紹中國。他從上古時期寫到了西漢哀帝元壽二年,也就是公元元年。這一本書還將伏羲時代的起始年定為公元前2952年,而他的這一看法,基本就被后來的寫史傳教士們采納了。從而奠定了中國文明五千年的歷史框架。”

    然而,“(文明)這個詞它是來自西方的拉丁語,定義文明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有城市,以及文字和國家制度,只有滿足這幾樣才能叫做文明。】

    西方傳教士定義“文明”的先決條件:“要有城市,以及文字和國家制度”,這實質上就是西方定義“文明”的依據,我國學界也接受了這種定義,其對我們中國和人類史學的研究形成了重要影響。

    但按照西方定義的“文明”,根據引言中出土的史料,我們的中華文明遠不止“5000年”,而是更加久遠,并且其誤差竟然達數千年之久,西方傳教士所給出的結論顯然不對。同時,以“城市、文字與國家”作為定義“文明”的依據,也反映著西方那種形而上學的靜止思維,其并不符合我們中華文明不斷充實完善并不斷延續發展的歷史真實,否則會“文明”越古老就越不“文明”。

    對于西方的這種定義,需要進行一分為二分析,其有關“城市、文字和國家”在人類文明進化中的歷史作用,我們并不對其予以徹底否定,其中也有兩點可以接受:

    (1)其屬于人類文明進化中的重要階段。“城市、文字和國家”是在多種文明融合基礎上產生的,其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人類文明的進化由此而進入了一個重要階段,這毋庸置疑,而從這時起,人類文明的發展開始加速,由此而逐步產生了后來的許多現代化成就。由此說明,人類社會是在從無序化向著有序化發展,其統一性和組織性越來越強,它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規律相一致,但對目前西方所力行的那種“貿易保護主義”理念,卻由歷史發展規律給予了否定。

    (2)文字在文明的記載與傳承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點也毋庸置疑,可以接受,它在記錄、積累并傳播人類認知并改造自然和人類社會知識等方面也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人類近現代發展的加速與文字傳承歷史知識和教育的普及存在著直接的關系。

    西方對人類文明的定義,雖然表面存在著某種合理性,但其卻經不住深入追究。

    3、西方所定義的“文明”經不住歷史的考問。如果按照西方“城市、文字和國家”這一“文明”的定義予以理解,那么,它顯然經不住以下考問:

    (1)難道“城市、文字與國家”是憑空產生的?很顯然,像西方這樣定義“文明”就將其文明之根給斬殺了,所定義出來的“文明”無非是一種大號的斷代史,它無根無脈,并不能涵蓋人類整部文明史,其顯然屬于人為規定的一種標準,帶有無法掩飾的“唯心論”色彩。

    (2)難道原始社會就沒有“文明”?也很顯然,“城市、文字與國家”是經過人類長期對自然和人類的認知與改造基礎上而逐步產生并形成的,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其“文明之根”應該追溯到人類誕生之初,需要由馬恩人類進化論的基本矛盾運動重新給出釋義,這一點毫無疑問。比如原始社會中人們在“采集與狩獵”活動中對自然的一些認知與改造,以及其口耳相傳的一些經驗交流,雖然其沒有文字記載,但那也應該屬于一種文明。雖然當時由于缺少文字記載難以對歷史予以匯集編纂(由此人類在原始社會進化很慢),但在口耳相傳中也能優勝劣汰,其一些進步性的勞動和生活技巧與經驗也能代代承襲相傳,比如用火、熟食和穿衣等,就不能將其排除在“文明”概念之外。

    所以,“城市、文字與國家”的出現雖然促進了人類文明的快速發展,但其內涵仍需要更深一步的追究,否則既不符合馬恩唯物論“本原”的要求,也達不到我們中華“本根論”標準。

    二、“文明與文化”概念辨析

    對于“文明與文化”這兩大概念,我們現在的一些資料對此都解釋不清,許多學者似乎對此都不予重視,但其卻深刻反映著中西方理論和思維的鮮明特色。

    (一)太極圖對“文明與文化”給出了明確的釋義

    前文曾著重強調,“文明與文化”的核心屬于理論,而對中華理論闡釋得最為明確,并最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表達方式莫過于太極圖,現在就讓我們根據太極圖追究一下中華語境中對“文明與文化”概念。

    1、“文明”屬于定性分析。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這屬于現代科學概念,其源出于化學,但將其運用于“文明與文化”概念的辨析也很能說明問題。

    對于中國的太極原理,目前學界對其的解讀非常混亂,但將其作為我們中華理論予以解讀的卻非常罕見,而如果解讀不出其所蘊含的理論,那就有些貽笑大方了。

    其實,太極圖對中華系統論解釋得非常清楚,它首先映入人們眼簾的便是其理論的基本結構,其內層為“陰陽”,闡釋著系統論的基本矛盾,屬于現代語言中宇宙構成要素的“定性分析”,也屬于“文明”,而其外層的“五行八卦”,則闡釋著系統論(現象學)的特殊矛盾,屬于現代語言的“定量分析”,也屬于“文化”。縱觀古今中外,沒有比太極圖對“文明與文化”概念更為清楚的表達方式了。

    結合現實,由于文明首先在于對宇宙自然的認知,所以我們的中華文明便屬于“太極或陰陽文明”,而西方一直認為是由上帝創世,所以其文明就屬于“宗教文明”,這兩大鮮活的實例最能夠說明“文明屬于定性分析”,也從根本上對西方給出的定義給予了否定。

    2、“文化”屬于定量分析。前文曾強調,“文明”屬于人類認知并改造自然和人類社會歷史的縱向運動,而“文化”則屬于文明的社會化,其屬于文明在歷史運動橫截面上的一種展現,并且其內容非常廣泛而駁雜,它包括人類勞動與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化,除可以給予“人性(勞動)”的定性分析外,它也是可以通過一些具體的數據說話的,比如我國的減貧和全面小康社會、教育的普及和醫療衛生等,都是可以通過數據予以表達的。但也實事求是地講,雖然文化屬于文明的定量分析,但真要方方面面都給出一些定量分析數據也是困難的,需要做出更進一步的努力。

    3、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文明”屬于定性分析,不可以運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對其予以探究,而“文化”則可以通過定量分析予以探討,所以它們兩者是互相交織的,比如我們的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其文明已發展到以“人性(勞動)”意識形態為主的歷史階段,但這種“文明”目前已具體發展到什么程度,那就需要進行定量分析了。

    目前“文明與文化”話語權掌握在西學手中,因對其的定義是由人家說了算的,而我們要想擁有自己的話語權,就需要在這些基本概念上要有自己的定義,比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等,需要先進行定性分析,然后在此基礎上再進行定量分析,僅僅停留在西方那種“政治經濟學”中兜圈子,并將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攪在一起,在理論上就很難走出困境。

    我們現在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程度仍有待提高,但它是承繼我國文明史發展而來,在其發展過程中,對我們的傳統文明是怎樣繼承并發揚的,馬克思主義怎樣與其結合并發揮了獨特的作用,這就很需要我們的科學與史學工作者先通過定性分析將其解釋清楚,然后在此基礎上再進行定量分析就容易說明問題了。

    而對于資本主義“文明”的定性分析就非常清楚了,它仍然停留于以宗教文明為基礎并人性與動物性不分的“叢林法則”階段,不管其如何將自己的“民主自由人權”標榜為“普世價值觀”,那也屬于“叢林法則”的產物,其在社會發展階段中已經界定了它們的社會性質。但從其定量分析角度看,其“民主自由人權”也的確較其中世紀那種宗教的黑暗統治文明了一些,其存在著一些量的變化,有它自己的進步性。然而綜合來講,在世界文明史上,其較我們的中華文明,它仍屬于一種落伍的文明。

    太極圖對于“文明與文化”的闡釋,還不止于此,它還存在著數學與經緯學原理。

    (二)“文明與文化”的數學原理

    就數學來講,對二進制的認知與運用曾使人類進入了計算機時代。然而,二進制不但是數學的基礎,它也屬于人類文明與文化的基礎,因為它反映著大自然和人類性質構成的兩大基本要素。

    中國的“陰陽”,其實質就是對宇宙事物一種基本性質的確定,也是數學二進制的先祖,后來的10進制、16進制和24進制等都是在其基礎上量化并發展而來。根據考察,宇宙一誕生首先就是由大爆炸能量分化產生了正能與負能(即暗物質與暗能量),由0直接產生了宇宙中性質不同的兩種能量,它在數學上就屬于二進制,以其為基礎才產生了后續一系列的演化,從而產生了數學上的多進制及其運算(這種多進制可以人為規定,自己讀中學時就曾用16兩稱賣過菜,其與10進制換算起來很麻煩)。

    人類的文明進步也是沿二進制法則而演進,比如人類文明的誕生就是由普通動物的野蠻狀態中分化產生的,由此,“文明與野蠻”便構成了一對伴隨人類社會始終的基本矛盾運動,目前資本主義的“叢林法則”由于其人性與動物性不分,其實質上仍處于“野蠻”狀態之中,其只不過較原始社會那種野蠻出現了一些量的變化,但性質沒變(由此可折射出人文科學在人類文明進化中的重大歷史作用)。

    在前文《太極圖的現代化解析》中曾有兩個圖示,圖1中的“陰氣(暗能量)與陽氣(暗物質)”就屬于宇宙的“二進制”,它屬于宇宙基本的構成要素,其后續演進中所產生的物質及其運動,那屬于“二進制”基礎上的“數學運算”,其形式多樣,變化多端。而圖2中的“人性(勞動)與動物性(寄生于自然界)”就屬于人類社會的“二進制”,它屬于人類社會基本的構成要素,由其運動所演化產生的各種社會運動現象,那也屬于“二進制”基礎上的“數學運算”,其也形式多樣,變化多端。

    所以,我國的文明一直被稱為“太極文明”或“陰陽文明”,它事實上屬于文明的“二進制”,而其“五行八卦”文化,那也屬于“二進制”基礎上的“數學運算”,其也形式多樣,變化多端。

    前文曾說過,由0予以探源(由0直接衍生出陰陽或正負能)可以“萬法歸一”,而通過這一分析也能說明,目前科學界(含哲學)在大爆炸理論中所假定的那個“原生原子”,就是將宇宙的本質首先定性為物質,并深受其所困,事實上已經在研究的上方預先設置了一個以“粒與子”為基礎的“上帝”,從而將自己導入了無解的迷團之中。而如果再向前跨出一步,運用0破除這一迷信解釋這一問題,一下就能豁然開朗,從而從那位物質“上帝”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而目前許多學者對于中華文明與文化的探討,就屬于二進制與多進制不分,稀里糊涂一鍋粥亂燉,怎么也說不清楚。

    (三)“文明與文化”的經緯學原理

    在我們中華文化語境中,“經緯”概念異常清晰,但西學由于“上帝”和“哲學思維”在上方作祟,它們則沒有這種講究,其整個文明與文化由于其思維是“先上下”,它們都是將“經緯”混在一起予以運用的,所以其思維也就經緯不分,致使其一些概念也就出現了混亂。而隨著西學東漸,我國近現代也深受影響,其首先就在“文明與文化”概念問題上表現了出來。

    無論在百度詞條還是《現代漢語詞典》中,都注明【文明“同文化”】,出現了“文明與文化”概念混淆的現象,其被西學思維同化并“經緯”不分的跡象非常明顯,由此而出現了我們的中華文明與文化將要被埋沒并被中斷的一種危機。

    按照通俗的解釋,“經緯”概念結合《易經》等運動之理,它明顯屬于我國傳統的“縱橫運動”思維,其暗含著“基本矛盾+特殊矛盾”系統論思維的基本結構,這毫無疑問。

    這個道理是再簡單不過了,每個老百姓都能明白,如果只有緯線而沒有經線,那是絕對不可能織出布來的,但您說奇怪不奇怪,人家西方“文明與文化”就能只用緯線“織布”,而近現代我國許多學者也為了混“洋裝”趕時髦,一直在運用西方那種“緯線”思維方式在為我們的中華文明忙活著“織布”,并且洋洋灑灑,織出來一團團亂麻,但追究起來卻原來都缺根少脈,不堪一擊。

    所以,我們的中華文明,它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明,有些系統論的根概念,需要結合近現代科學發展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產生的人類進化論給出新的釋義,這屬于我國學術理論界需要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其與我們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直接相關。

    三、中西方文明的異同與同化問題

    文明的同化,其核心屬于理論的同化,然而,我國學術理論界近現代卻鮮見有我們本土理論的研究。前文已對此進行過探討,不予重復,在此我們就上面“黃河文明”形成的歷史史實再進行一下基本的分析。

    (一)文明交流中的“堵與疏”

    我們的中華文明如同黃河、長江、瀾滄江一樣,上溯到其源頭,它們都發源于“三江源”。在其形成河流的過程中,它匯集了許多支流,最終洶涌澎湃,浩浩蕩蕩流向大海。而在歷史的流淌中,我們的中華文明又遇到了西方文明這條支流,它也同樣會匯入我們的“黃河文明”之中,最終會更為波瀾翻滾,形成更為壯闊的洪流。

    大家都熟悉大禹治水的典故,他吸取了其父鯀“堵截”失敗的教訓,采用“疏導”的方式方法取得了成功,這對于現在一味地反對西學那種做法也會提供一種有益的參考。

    縱觀中西方對待彼此文明和理論在相融相通中的一系列舉措,可反映出其“疏導與堵截”不同的指導思想與理念。1)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它就一直難以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從其誕生一開始就將其視為“幽靈”和“洪水猛獸”,對其采取了“堵截”的方法。而在眼下西方對我們的中華文明也采取“堵截”的方法,并極盡造謠污蔑之能事,企圖阻止我國的發展。這種做法的結局很明確,當年國民黨就曾將“防共限共反共”和“攘外必先安內”等作為其基本國策,但最終都歸于失敗。2)而反觀中共的一系列舉措,對于不同信仰的文明和理論則是采取了大禹治水“疏導”的方法(曾“國共合作”),它不但因勢利導打巧仗突破了國民黨一次次的圍追堵截,而且還在與其的斗爭中發展壯大了自己,并最終奪取政權建立了新中國。同樣,中共也領導我國在與西方資本主義的斗爭中順勢而為,建成了我們的特色社會主義,并且一步步強盛了起來,其政治體制也進一步得到了鞏固。

    回味中共領導我國革命與建設的歷史,其中一直都充滿著中華智慧,令人回味無窮。在對歷史的學習與研究中,有些學者厚古薄今,但仔細思考,我國的歷史越是近現代才越是豐富多彩,越是耐人尋味。

    根據以上對比,西方指導思想和理念難以在中西方文明相融相通中擔當大任,其不具有那樣的胸懷和氣魄,這一歷史的重任自然落在了中華文明與文化的肩上。

    (二)只有中華系統論才能統一中西方文明與文化

    通過上面“黃河文明”形成的史實與網絡詞條和詞典的釋義比較能夠看出,我國現在學術理論界的“文明與文化”概念是混亂的,反映著我國學界近現代受西學影響的印記。但同時也說明,文明中包含著文化,而文化中也包含著文明,它們本來就屬于由經線與緯線縱橫交織在一起的,其“本質與現象”,“標本”或“表里關系”明確,毋庸置疑。

    對于“文明與文化”概念混亂的問題,如果那些西化派學者對此存有疑問或不服氣,那么按照西方“經緯”或縱橫關系不分的理論和思維習慣,就讓其只用“緯線”進行紡織,看其是否能夠織出布帛?這種不合常理的理論和思維讓老百姓運用常識一下就能檢驗出來,一下就能使其穿幫并漏氣,更難以經受住我黨所力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予以檢驗!

    在我國語境中,其實“文明與文化”概念在人們心目中是存在著區別的,比如我們都一直在說“中華文明5000年”,但如果說“中華文化5000年”就覺得不對味了,能感覺出其存在著某種語病,這說明,“文明”是個大概念,而“文化”則屬于從屬概念,它們存在著含義上的區別。如果將中華系統論基本結構提煉出來,“文明”很顯然是用于闡釋基本矛盾的縱向運動,而“文化”則闡釋文明的橫向運動,其地域性和時代性特征明顯。

    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礎上所形成的社會科學系統論(即哲學社會科學或馬恩人類進化論),其將“文明與野蠻”、“人性與動物性”、“勞動與寄生”等概念都理順了,它們都屬于基本矛盾或基礎理論范疇,也都從根本上形成了一種對立統一關系的雙相運動,并且都一脈相承,統一于馬恩的人類進化論,對其都給出了非常確切的定義,而且這種定義非常扎實可靠,無懈可擊。

    在此再追問一句,“文明與野蠻”能夠構成對立統一,那么“文化”與誰構成對立統一?恐怕難以給出答案,其一個“化”字事實上已經給出了其文明社會化的基本含義。所以,文化的根本性問題在于文明,在于對宇宙自然和人類社會的基本認知與改造。

    (三)文明同化決定著文化的同化

    通過上面的探討說明,我國目前“文明與文化”概念有些混用,它們在詞典釋義中和學界并沒有什么明確的區分,其與事實不符。而通過考古發現說明,所出土的一些史料明顯屬于中華文明歷史發展中的一個個橫截面,其事實上屬于各種各樣的“文化”截面,由它們共同構成了呈縱向運動發展的“文明”,這樣在歷史的縱橫運動中就使它們各安其位并各得其所了。

    1、文明為主干,文化為枝葉。黃河文明“吸納、融合了各地區文明精華”并形成大規模傳播和影響,其根本的層面在于其能夠在掌握基本矛盾運動基礎上對各種文明的融會貫通,而在這種融合的過程中,它既充實完善并改造了自己,也改造了其它文明,只要統一了文明,文化方面自然會逐步趨同。

    按照現代說法,文明的融合主要在于基本矛盾或基礎理論方面,它屬于文明同化的主干,而文化則屬于其枝葉。所以,對于中西方文明的相融相通,僅在文化方面那種“戳戳頂點”式的探討解決不了根本性問題,其關鍵在于文明和基礎理論。

    正如上面所言,目前我黨在對待各種文明的相融相通問題上,所采取的就屬于大禹治水那種“疏導”的策略,并且通過“共商共建共享共贏”理念在逐步推進(而不像西方那樣采取“堵截”的方法),這本身就體現著我們的中華文明與文化,正如我們的特色社會主義一樣,它無疑屬于一條正確的成功之路。同時,它也屬于一種中醫療法,現在正在逐步“扶正祛邪”之中,但由于“邪氣”侵入“文明”機體已久,其需要一個循序漸進逐步調理的過程。

    2、不同思維屬于文明同化的難點。前文已梳理出,中華文明屬于“太極或陰陽文明”,而西方則屬于“宗教文明”,這兩大文明從理論上講并不難統一,但事實上卻由于其牽涉甚廣,其統一起來并不那么簡單。尤其是思維問題,如果頭腦中被種下了西方那種“先上下再后前”思維之根,便很難予以矯正,許多科學家與哲學家就很難擺脫西方“哲學思維”那種痼疾。

    世界各種文明的分歧主要在于對宇宙和人類社會的基本認知,在于其基本矛盾與絕對運動,只要統一了基本矛盾與絕對運動,就等于統合了各種文明,其反映特殊矛盾的文化自然會迎刃而解并統一認識,由此而逐步趨同。

    但正如前文中曾列舉過的那樣,中華思維屬于順序運動思維,而西方思維則屬于逆序運動思維,這從其文化習慣中“先小后大”的語序就能反映出來,1)其通信地址就是“先小后大”予以排序,其語法也是由近及遠,先個別后一般,2)人名排序也是先自己后祖先(日本現在要回歸“先姓后名”排序就是在糾正這一錯誤思維),這都從根子上反映出其與我們的中華思維順序存在著根本性矛盾。所以,中西方“文明與文化”的相融相通,必然屬于一個長期而艱難的過程,絕不會一蹴而就。

    其是否會出現文化或文字的同化?恐怕這種同化更加任重而道遠,決不會一帆風順,但可以肯定的是,順序思維的文化由于其符合自然規律,肯定會越來越受到人類的青睞。然而就目前來講,只能逐步降低中西方文化相互之間的抵觸情緒,通過這種方式來逐步實現其文明與文化的相融相通,否則會產生激烈沖突而欲速則不達。這是由客觀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它不以我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由此,在中西方文明與文化的問題上,我們應與黨中央的策略保持一致,不求改造他人,只求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四個自信”,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這是目前唯一明智而正確的選擇。

    (四)中華文明復興的海外反應

    從理論上來講,中華文明屬于太極原理或中華系統論,其事實上就屬于世界科學界一直在苦苦求索的“大統一理論”,西方的宗教文明和哲學理論與其不可同日而語。它的復興,不但可以顛覆“西方中心論”,而且能夠統合并同化各種文明與文化,從而開啟世界科學新一輪大革命和人類文明的新一輪進化。由此,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對中華文明復興產生了某種恐懼(因會顛覆其文明),而海外華人則對其產生了某種期待。

    1、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對中華文明復興的反應。不知大家是否還記得,就在幾個月之前,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大使曾竄訪香港和臺灣鼓噪“信仰戰爭”,其國會也在醞釀要與我國展開“文明的較量”,但后來都沒有下文了。而近來則換話題了,其國務卿蓬佩奧著急忙慌地到處跑,到處聒噪要抵制中國的5G,并“稱中國共產黨敵視美國和美式價值觀,給美國和全世界帶來挑戰”,將話題從“文明的較量”轉換成安全和意識形態問題了。其這一轉變很有些嚼頭,這說明他們有些著慌了,越來越有些穩不住神,沉不住氣了(中華文明還沒說要同化它,就把他們給急成這樣了)。

    人類文明的進化并不僅僅屬于“物質文明”的發達,它需要“精神文明”的同步發展。而在這兩大文明的發展中,它們互為依托,并相互促進,但如果一方的發展滯后,它必然會拖累另一方的發展,并對其形成嚴重的制約。比如西方,其“物質文明”雖然已經很發達,但其“叢林法則”的“精神文明”和人文科學則出現了嚴重的滯后,嚴重制約著其文明整體的發展進步,其最為典型的莫過于它們引以為傲的“民主政治”,美國如此,歐洲如此,目前的香港和臺灣也是如此,其整個社會充滿著動物性而內亂不止,與我們的政治文明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對比。

    所以,西方的“民主政治”對于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存在著某種恐懼感,其原因除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外,尤其在于“精神文明”和人文科學方面(因目前西方仍具有“物質文明”優勢),其會顛覆西方那種“叢林法則”文明。

    2、海外華人對中華文明復興的反應與期待。伴隨著中華崛起,中華文明的向心力與凝聚力也正在一步步強化了起來,海外華人也對我們中華崛起越來越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尤其對中華文明復興懷有更多的期待。

    2019-11-5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又登載了一篇文章:《鄭永年:“政治想象力”與中國前途》,結合前文所提到的新加坡回歸中華文化的轉折,關于中華民族的向心力與凝聚力,除我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外,海外華人更看重中華文明的復興,而這種期待并非我們知識分子之間那種西方“哲學和文化”或“二手馬克思主義”的“繁榮興盛”(那對他們沒有那么大吸引力,他們比我們更了解西方),而是中華根文化的復興。所以,中華根文化或系統論才是凝聚中華民族向心力的根本原因所在。對此,因“當局者迷”,對于文化和理論研究中所存在的問題,我們國內學者未必有海外華人學者看得清楚,現摘錄其中幾段話如下供大家參考:

    【這些其他大國的崛起是不言而喻的,但很難說這些政治大國具有法國啟蒙運動所具有的“政治想象力”。現實的情況是,當西方面臨巨大的困境時,這些其他政治大國的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仍然對自己的“哲學和文化”毫不自信,仍然以西方文化為旗幟,幻想著自己能夠搖身一變,成為西方。結果,這些政治大國面臨著“知行不一”的困境,即這些國家的崛起是基于其自己的“哲學和文化”,但其民眾的“政治想象力”仍然是西方的。“知行不一”無疑是這些政治大國所面臨的最大政治挑戰之一。】(雖然其說法有些過激,但通過一分為二分析,也能說明我國學術理論界一些基本的事實,值得思考)

    【許(倬云)教授認為,“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和傳統知識分子(“士”)已經大相徑庭。五四以后,主張全盤西化的知識分子占據主流,并且越來越左,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統全盤端進來。】

    【近代以來,因為全盤西化不僅很難在中國獲得成功,而且經常造成不小的災難。但西化派基本上沒有反思能力,因為他們往往把他們所接受的西方世俗價值,當作一種具有宗教性質的東西來信仰;并且,他們也簡單地把責任推給執政者或者老百姓。這就造成了執政者和知識分子群體之間的深刻矛盾。】

    很顯然,由于我國學術理論界缺失自己的本土理論,其思維事實上已經被西方哲學所同化了,這種現象非常明顯。試看目前我國的學術理論界,大量網文所運用的基本都屬于西方理論與思維,即便有些學者在維護中華文明,也基本是有心無力,因一直都沒能搞清楚我們的中華系統論和思維究竟是什么,我們的本土理論基本處于一種空白狀態。不管愿意承認與否,人家西方哲學理論和思維在我國學術理論界那是如入無人之境,難遇抵抗,我們的許多學者甚至還拱手相迎,頂禮膜拜。

    對此,中共已明確布置了“從0到1基礎研究”課題,也多次在強調要加強基礎理論研究,但讓人費解的是,我們的學術理論界卻一直都在“裝睡”,這究竟是為什么?如果說宇宙的性質還有待于科學界最終確認,那么人類的性質或人類觀早已由恩格斯所確定,為什么都不敢承認?如果人類的基本屬性都搞不清楚,還談什么社會科學?如果確立了人類觀,社會科學中還存在什么“哲學”嗎?為什么一直都對中國的經緯學視而不見?為什么一直都對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避而不談?為什么一直都在“裝睡”而喚不醒?難道其僅僅屬于認識問題?恐怕未必,其種種文過飾非、百般狡辯或粉飾,除思維被轉了基因外,也許與自己的某種切身利益有關。

    目前,有些專家學者仍打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旗號發文為自己一直所從事的“哲學研究”進行粉飾與辯護,但孰是孰非,歷史會給出答案。其實歷史早已經給出了明確的答案,蘇東劇變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就是最為確切的證據。

    (五)中外都存在“理論聯系實際”問題

    前文曾說過,如果“讀不懂中華本土理論,便讀不懂馬列”,因為它們在原理上存在著統一性,所以,在目前的學術理論界,我們的本土理論研究事實上屬于一塊非常明顯的短板。如果有人對此說法存有異議,那就不妨追問一句,“我們的本土理論究竟是什么?”看他們能否說得出來?

    我們黨一直都在強調“理論聯系實際”,但通過梳理與考察得知,不但西方哲學理論存在著這一問題(始終難以“唯物”),我們傳統國學也一直存在著同樣的問題(始終與人類改造自然運動的實際難以統一)。

    1、崇古和“本本主義”遺風疏于對理論的研究。在我國學界,由于缺失對我們本土理論的研究,一直存在著兩種學風:1)全盤西化之風,主張全盤接受西方哲學理論與思維,2)厚古薄今之風,這與我國古代注重“圣賢文化”教育有關(介于迷信與世俗之間的一種現象),也與學術理論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展緩慢,并難以將其融入我國理論體系之中有關。

    恐怕大家都注意到了,無論古代還是現代,學界許多人都偏愛照抄照搬,不愿獨立思考,“之乎者也”和“本本主義”之風一直都難以杜絕,其一直屬于我國理論研究中一種難以治愈的通病,現實明明是“這樣”,但卻往往會被它們給解釋成“那樣”,始終與我們的社會實踐對不上號,始終難以通行在統一的軌道上。

    我們的本土理論,它復雜嗎?并不復雜,并且在太極圖中其首先就將其區分為內外兩層,中華系統論基本結構就明明白白地擺在那里,但許多學者對此卻視而不見,鮮見有人研究,而對西方的“哲學思維”倒是浩浩蕩蕩,趨之若鶩,這也屬于我國學界的一大景觀。

    再說通過太極思維所解讀的馬克思主義原理而形成的社會科學系統論,也將儒學與馬恩人類進化論的“人性”統合在了一起,非常明確,但我國一些學者卻仍然難以割舍“階級斗爭”思維,其頑固性也非常罕見。

    由于崇古,并流行吟經誦典,人們便疏于對理論的研究,由此也導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進展緩慢。這曾在我國刮起了一股崇古非今之風,自己在網絡中就曾遇到過,并與其展開過激烈的辯論(也夾雜著打鬧),有些學者就欲想通過宣揚儒學和佛學等而否定馬克思主義。但自己并不主張將這種現象政治化,因為這些學者本質上還是愛國的,并且都很有些國學功底,只不過屬于認識問題而已。

    的確如此,我國古代文人許多都是靠“之乎者也”討生活,鮮有建樹,這在過去并非屬于個別現象,魯迅就曾塑造了一個“孔乙己”形象在嘲笑這種遺風(其實現代也一樣)。

    我國的古代文化雖然很優秀,但它也存在著相應的糟粕,需要根據毛澤東的“去蕪存菁”原則予以甄別,但如果對其不加以一分為二分析,一味地崇古,那就會對其的發展產生阻礙作用。比如對《易經》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和《道學》的“道法自然”及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等,如果只是一味地念經,不結合近現代科學對其予以解讀(有些學者缺少近現代科學基礎知識),并將其形成現代理論,就難以將其時代化或現代化,會嚴重阻礙中華文明的發展與進步,甚至會導致其窒息而亡。

    由于缺失本土理論研究,導致西方哲學理論與思維長驅直入,毫無阻擋,直接占領了我國的理論與思維陣地,并且還出現了另一種“矯枉過正”現象。比如我國的一些出版物,基本都是由一些西學者所把持,除西學觀點外我們的本土理論研究很難發表。再比如網絡中雖然出現了一些對中華理論和思維的探討,但也會經常被“屏蔽”或被任意設置的“敏感詞”所攔截而發不出來,這都嚴重阻礙著我們本土理論的研究與深入。

    2、“文言文”曾阻礙著中華文化的大眾化。在前文《自我革命中的本土理論體系》中,曾首先探討了“中西方近現代思想解放的緣由”,主要側重于從政治角度進行分析,但實質上,我國古代讀書人長期所形成的“文言文”也嚴重制約著科學文化的普及與發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著兩面性,它既具有世俗理論進步性的一面,但其“文言文”的體現形式則又將自己封閉于讀書人的小圈子之中,難以進行社會化普及。由于文化沒能與廣大勞動人民的社會實踐相結合,不但拖了我國自然科學發展的后腿,也嚴重限制了其自身的發展進步。

    由于文化和理論缺乏廣大勞動人民的廣泛參與,只在士族或讀書人之間流行“文言文”而“之乎者也”,致使其內容便難以豐富和發展,它在近現代的西學東漸中便立即陷入了被動之中,首先就是一些概念的缺失或不夠用,難以反映越來越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與科學知識,這些空白或模糊空間很容易被一些西方概念所填補,由此而難以避免我國文化的西化現象。

    3、運用西方思維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難有出路。長期以來,哲學研究在我國蔚然成風,并打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旗號在我國學術理論界大行其道,但那實質上都屬于“二手馬克思主義”,并非屬于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因馬恩早已將西方哲學定性為“多余的東西”,并數度宣布了“哲學終結論”。

    哲學屬于西方理論和思維,帶有嚴重的唯心論色彩,其并非屬于馬克思主義,更不屬于我們的中華理論與思維,它與我們國學存在著根本性矛盾。所以,運用西方思維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難有出路。試看有些學者,越是運用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就越加西方化和資本主義化,也與馬克思主義原理愈行愈遠,這已經由事實所充分證實,唯有運用我們的中華系統論思維才能將馬克思主義的深邃原理挖掘并反映出來。

    4、本土理論研究的缺失拖了中華文明現代化的后腿。中國的近現代歷史,其發展之快令人驚異,這既要感謝馬克思主義指引方向,也要感謝前蘇聯革命的啟發,更要感謝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它引領我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舉跨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使中國歷史實現了超常規跳躍式發展,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歷史的跳躍式發展,它也應該帶動學術理論的跳躍式發展,但我們的本土理論研究卻并非如此。歷史跳躍的跨度之大,社會的變化之快,也使得我國學術理論界處于某種手忙腳亂之中難以適應。馬克思主義的引領、“新文化運動”等的思想大解放、我黨的政治指導和進步要求以及社會波瀾壯闊的運動發展等,對于這些新的內容,由于我國的傳統理論是由古代文明傳承而來,又由于崇古和“圣賢”教育忽視了對理論的進一步研究,它一時難以消化吸收,所以對于所出現的一些先進思想等也一時難以做出自己的系統性闡釋。由于缺失本土理論研究,于是便出現了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之乎者也”式繼承,對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主義”式解讀與傳播,對西方理論形式與內容的照單全收等,并且它們也一直處于相互碰撞,相互激蕩并相互融合之中,由此而出現了一段理論的混亂期。總之,我國學術理論界對于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外來文化的吸收,以“囫圇吞棗”為主,而消化吸收為輔,這是我國學術理論界近現代所呈現出來的基本狀況,其顯然與中共要求融會貫通的高標準相距甚遠。

    從歷史的縱向運動發展角度來看,這段混亂期其實也很有意義,由于大量素材的積累,尤其是近現代我國的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等,都為我國理論研究準備了必要的條件,為孕育新文明做好了必要的準備。但不無遺憾的是,我們的本土理論研究卻進展緩慢,始終跟不上形勢的發展,目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仍然在各說各話,難以將它們融為一體。

    好在中華文明底子好,隨著近現代科學發展的充實,在西方資本主義理論和文化主導世界發展幾百年后,我們的中華系統論在一系列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后,它將漸漸被人類文明的進步推向歷史舞臺的中央。

    但在中華文明復興的過程中,首先要對我們自己的理論和思維進行激濁揚清,希望我國學術理論界能夠開拓思維,深刻領會中共領導人有關理論研究的政治指導,在理論和思維方面進行一場自我革命,為早日實現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并促進世界大變局的快速演變做出更加積極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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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簡介


      1955年生于山東惠民縣,1971年高中退學在農村做了近1年的8分工農民和3個月的合同工,1972年12月入伍,1984年通過在職學習獲取部隊“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大專學歷,1992年轉業到“濱州外貿食品公司”,1997年下崗四處打工,2004年創辦企業,2005年“因病退休”。因文革期間沒能掌握相應的基礎知識,所以在養病期間便自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想搞懂搞通一些問題,由此發現一系列矛盾,便順著矛盾一直追到了宇宙觀與方法論。由于是自學,從未在正規雜志發表過文章。所以,在草根網開博(或許是不知深淺)也算是自己拜師學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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